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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農村建設”的經濟學解讀

□ 張銳

作為未來中國經濟的最厚重板塊之一———“新農村建設”隨著“十一五”規劃長卷的舒展已漸次浮出水面。這一由區域政策、產業政策和分配政策多路宏觀力量組合打造的非常愿景,不僅是中國“全面小康”與“和諧社會”的生花妙筆,而且將撐出未來中國經濟一個巨大的增長空間。

尷尬而殘酷的現實

27年的中國經濟改革狂瀾不僅蕩滌了農民的小生產思維,而且拋棄了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生態。于是,在歷史發生變化的瞬間,我們聽到了“農民工”進城的洶涌腳步聲,看到了黑土地上拔起的紅磚瓦房,還有華西村、南街村等一個又一個的耀眼“明星”。但是,如果以此為據得出中國農村蓬勃發展和經濟繁榮的結論,那么就未免太單純了。

如果說三年前時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那“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吶喊讓人覺得有點言重的話,那么今天彌漫在我們周圍的權威且沉重的信息則使我們很難對農村給出樂觀的結論。“中國城鄉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在1995年時為2.5倍,到2003年時擴大至3.23倍,如果考慮到城鎮居民獲得的各種轉移支付和補貼等,實際的收入差距則達5倍”,國情分析專家、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的研究結論振聾發聵。

城鄉間落差源于制度性扭曲。在中國難以割舍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農業始終扮演著“獻血”的角色。計劃經濟時代每年高達上萬億元的價格“剪刀差”讓農業長期處于被掠奪地位;即便是改革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為了支撐起日益膨脹的工業盤子(除了城市工業外還有鄉村工業)和急速蔓延的城市擴張,農業與農村又以大面積的土地流失這一最典型的原始資本積累方式被盤剝。對于中國農民來說,也許最值得自己高興的就是如今含辛茹苦打曬出來的糧食能夠順利賣出錢來,可他們怎么也不會想到,在化肥、農藥等生產資料追著農產品價格一路攀漲的情況下,從農業身上創造出來的微薄剩余價值卻幾乎被高昂的生產成本吞噬殆盡。

農業最終產品的被低估直接導致了中國農民至今未能逃脫貧窮。聯合國駐華機構曾在《中國實施千年發展目標進展情況》的評估報告中這樣寫道:“從農村人口的收入增長率來看,中國已經從1990年代初的每年5.7%降到2002年的3.7%,而在這期間正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但農業人口的收入增長率反而下降了。”“從人類發展指標看,上海跟葡萄牙這樣的發達國家是接近的,但是西藏和貴州的農村地區只相當于非洲的納米比亞或加納這樣的貧窮國家。”

其實,正如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邱曉華在2005中國最發達縣域經濟論壇上所指出的那樣,當前農村發展最突出的問題,除了農民收入水平明顯偏低之外,基礎設施的匱乏和文化、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嚴重滯后同樣成為了國際輿論廣泛詬病的話題。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對中國作出了如此動人心魄的描述:“由于中國實行衛生體制的社會化改革,有70%~80%的農村人口沒有醫療保障,這導致成千上萬嬰幼兒和農村人口等弱勢群體不必要的死亡。”社會保障的缺失集中表現為政府投資行為的失衡。資料表明,2004年全國公共衛生總費用4300多億元,政府投入590億元,其中84%投入城市地區,而投入農村地區的費用僅占16%。

與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一樣貧瘠的還有鄉村教育事業。同中國教育改革整體式微相比,農民子弟在整個教育體系中失去公平機會恐怕是目前中國教育最大的悲哀。我們姑且不論那些多如牛毛的農村失學兒童和輟學初高中生,僅以筆者所在的大學為例,每年新生中20%的農村貧困學子所組成的校園“灰色風景”,總讓人無法得到片刻的安寧:平均每天只有2~3元的生活費,冬日里沒有棉衣包裹的單薄身軀,還有在城市孩子面前始終難以抬起頭來的自卑……。所有這一切無疑是農村、農民在整個社會失去公允的微縮。

國際經驗表明,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伴隨農業衰落和農村凋敝的現象比較普遍。而這種生態結果在長達數十年“以農哺工”的中國體制環境作用下尤顯劇烈。但有一點我們必須承認,只要農村還是貧困、愚昧、絕望的汪洋大海,那么部分地區的繁榮將成為漂浮的冰山,而我們的未來將籠罩在不確定的陰云之中。

發展思路的轉換

當人均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時候,往往是一個社會矛盾聚集和叢生的特殊時期。中國城鄉二元經濟制度不僅制造出了城市與農村的生態反差,更創造了一個角色對抗與利益沖突的敏感地帶:處于城市邊緣的“農民工”基于追求城市生活的沖動,在失去任何社會保障的情況下,極易產生對已經進入小康生活的城市市民的挑釁和侵犯。我們可以將“農民工”諸如此類的行為視為非法,但事實已經證明,一切的“圍追堵截”都無濟于事,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案恐怕還必須回到振興農村。

有一種觀點十分流行:通過加快城市化的節奏,吸納農民向城市轉移,從而推動農民的富裕和農村的發展。的確,城市化是一國經濟發展不可逆轉的趨勢,其經濟現代化也主要表現為人口的城市化程度。但在正視與順應這一趨勢的同時,我們還必須認識到中國特殊的國情:到2020年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即使降到45%,仍會有近7億人,到2030年這個比例下降到30%,還有5億人生活在農村。結論顯然是,城市化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如果不在加速城市化進程的同時振興農村,長期存在的大量農村居民將可能被排拆在現代化進程之外,這不僅使國民經濟缺乏消費拉動力,而且更嚴重的是將形成尖銳的社會矛盾,甚至會打斷現代化進程。宏觀政策的設計顯然不能脫離這一最基本的主調。

值得欣慰的是,從明年開始到“十一五”期間由政府牽頭,利用公共財政資金向農村投資,開展三大工程建設:

———農村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對65萬個行政村、320多萬個自然村的道路、供排水、新能源、通訊、廣播電視、校舍、衛生院(所)、廚房、廁所、圈舍等基礎設施,以村為單元進行連片、整體、全面改造建設;對農村垃圾處理、環境綠化、公共場所建設進行投資;為農民免費設計適合各地民俗民風的各種類型的住房,并對農民按新村規劃建設住房給予一定比例的資金補助。

———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構建農村九年制義務教育,爭取用三到五年時間讓農村中小學生享受免費九年制義務教育;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構建真正的農村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加快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為農民建立大病醫療保險、最低生活保障和貧困救助制度。

———農民增收工程。幫助農民調整農業、農村經濟結構,增加農民收入。比如政府繼續支持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建設和進一步完善農產品批發和交易市場;進一步增加和完善對農業、農民的補貼制度;加大對農民的培訓力度,擴大培訓范圍等。

無疑,“新農村建設”形成了對公共財政支付的強大需求。而這一點已經在高層形成了共識。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日前明確表態,中央財政今后將通過轉移支付途徑重點支持農村基礎設施的改善;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邱曉華也提出,政府在今后一段時間要把國債的主要部分、國家政策性金融的主要部分集中投向農村基本設施。誠如斯,一個“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新農村走到我們面前也只是時間早晚而已。

與農村一起飛

從“十五”中走來的中國經濟采擷到了GDP年均增速超過8%的豐收果實,但同時也遭遇到了通貨緊縮的嚴峻挑戰。有權威分析報告表明,最晚到今年第四季度,我國的商品零售物價指數將由正轉負,而且今年全年和明年也可能全為負數。

拉動中國經濟上一輪急速擴張的出口和投資已日漸式微。城市鋼鐵、水泥、汽車以及房地產由于明顯的投資過熱已經出現了產品過剩,并且成為了產業政策風險警示的目標,它們對國民經濟的“發動機”作用日顯疲態;出口方面,加入WTO五年來中國所擁有的存量需求能力得到了迅猛釋放,而且隨著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和人民幣升值壓力的不斷加大,今后出口增幅必然降低,通過出口增長拉動經濟發展的可能性逐漸喪失。這種情態決定了內需式消費將成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方向。不過,作為強大消費力量的城市居民消費已經出現了明顯的邊際遞減趨勢,其邊際消費傾向從1995~2000年的73.1%下降到2000~2004年的69.5%,依靠城市居民的增量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剩余空間顯然不大。因此,啟動占全國總人口69.6%的農村消費就成為了中國經濟未來的希望。

這種推理在“新農村建設”中獲得了比較充分地解讀。以新農村建設為主要內容的農村道路、電網、自來水建設項目一般較小,使用的物質投入以國內企業供給為主,對擴大內需的直接刺激作用十分明顯。資料表明,今后一段時間內,如果每年通過農村基礎設施的改善將農村的社會消費品增長率提高到15%左右,“十一五”期間農村每年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新增貢獻將達2個百分點以上。

據此,國家相關部委已經在農村打出了一系列的政策“組合拳”。國務院在日前下發的《國務院關于促進流通業發展的若干意見》中指出,國家鼓勵優勢流通企業用連鎖經營方式完善農村流通網絡,開展農產品連鎖經營試點。對試點企業開具的普通發票作為進項稅額抵扣憑證;對試點企業建設冷藏、低溫倉儲、運輸為主的農產品冷鏈系統的,可以實行加速折舊。商務部提出要在全國部分縣市開展“萬村千鄉”市場工程建設試點,計劃三年內在試點區域培育25萬家農村連鎖超市。日前,商務部已會同財政部共同下發文件,對參與“萬村千鄉”市場工程的企業給予資金支持。

顯然,對于國內生產企業和流通企業而言,“新農村建設”無疑是一次重要的投資機遇。有專家算過這樣一筆賬:“十一五”期間中央財政用于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至少為3萬億元人民幣,根據政府的“投資乘數”原理,僅此一舉就可以為相關企業制造5~6萬億元的投資空間。與此同時,作為農業產業化鏈條最重要環節的龍頭企業建設也將成為今后政府引導企業投資的重點。如果國內企業參與到農業產業化的過程中來,并能在玉米加工制品、乳制品、肉類制品、果品、蔬菜等基礎產業上率先突破,完全可以拿到50~100億元的年銷售收入業績。

不過,筆者最后還想指出,如同許多人感情上并不能接受將“新農村建設”看成是擴大內需的“救急”之舉一樣,當經過重新武裝后的農村釋放出濃濃市場機遇之時,國內企業不能僅從純經濟的角度進行精打細算,面對渴望發展、祈求脫貧的農村和農民,企業應該更多扛起的是社會責任。也許只有這樣,才能真實突現出“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的時代內涵。

(作者系廣東技術師范學院經濟學教授)

(責任編輯: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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